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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國際會計學院吉瑞博士:從經濟角度解讀中美貿易

編輯:百川教育  來源:上海國家會計學院  發布時間:2019-06-08 14:19:07

【百川MBA網訊】我們的改革會推進消費進一步增長、升級,包括教育消費、養老消費、醫療消費、服務消費、金融服務消費等等,從中長期來看,我們中國有充分的信心來發展好我們的經濟。
 
5月,學院就中美貿易摩擦問題專訪吉瑞博士,應觀眾要求,現將吉老師的部分直播內容進行整理摘錄,以饗讀者。
 
您的研究方向之一是“宏觀經濟與資本市場”,最近中美貿易的問題如火如荼,對此您能從經濟角度給我們分析一下嗎?
 
吉瑞:“中美貿易關系”是一個很大的話題,下面我從經濟角度來談下我自己的看法。從經濟學的分析框架和分析方法來說,它有兩個重要的方向:第一個是短期和長期分析;第二個是需求和供給分析。第一個層面,如果把這兩個角度結合在一起,經濟學的理論一般認為在長期內整個經濟增長的趨勢是看供給的,供給談的問題是生產資料、自然資源支不支持經濟增長,比如勞動、土地、自然資源;另一個層面,供給從長周期來看,比如技術創新、制度變革這些非自然資源因素能不能提高整個社會生產效率。
 
從需求角度來分析,主要解決的是短期問題。短期講的是經濟波動,經濟既有繁榮也有衰退的時候,還有谷底、經濟復蘇的時候,很多時候是由需求側在短期內擾動造成的。中美貿易戰從經濟框架來講,首先體現供給問題,供給問題體現為什么?大概在近幾十年有非常大的問題,特別是在互聯網泡沫之后,全世界全要素生產力都下降或者停滯不前,叫經濟停滯。2013年美國很多有名的經濟學家提了很多命題,說這些都是周期性問題。它到底是短期的問題還是長期的經濟停滯了,當然從現在的狀況來看是停滯的問題,就是供給側有問題了。
 
經濟停滯之后導致第二個問題是什么?就是需求側也有問題了。為什么?很多國家把經濟增長都過度依賴于需求調整,這種需求調整什么?當然你從需求角度來講我們主要有投資、消費、進出口和政府購買幾類需求,您需求調整過程當中我們會發現什么?過去這些年非常依賴于貨幣政策,就是貨幣擴張、發行貨幣,特別2008年次貸危機以來,美國采取寬松政策投放很多貨幣,一方面它確實可以消退經濟危機的影響;但另一方面它會導致債務問題,債務太高會導致整個金融系統崩潰或者所謂的債務危機、金融危機。
 
全世界都存在“去杠桿”問題,去杠桿意味著什么?
 
所謂貨幣和債務最終投向什么地方,就是我們的需求。投資需要有錢,消費需要有資金來源。意思就是在去杠桿過程中,全球的整體需求不足。所以我們講宏觀經濟理論從凱恩斯誕生,當時解決大蕭條為什么產生,凱恩斯給出的原因是因為有效需求的不足。其實現在也存在需求不足的問題,但是它的問題和凱恩斯時代的不太一樣的是,其實現在整個需求擴張的空間非常小,比如我需要擴張需求很可能會導致進一步債務問題,會導致進一步的經濟危機??傂枨蟛蛔愕那闆r下從貿易角度來講,貿易是解決什么問題,我們一直講世界是平的,也就告訴你現在經濟交往越來越頻繁了,從各個國家角度來講解決需求問題最主要的突破方向是貿易,就是保護主義、以鄰為壑。為什么這樣講?也就是告訴你在總量一定的情況下,結構調整很重要,不同的國家之間誰在貿易中沾光,誰的出口上升就解決了它經濟不好的問題,但是誰在這個過程當中吃虧了,它就會有問題。
 
5月13日的新聞聯播國際銳評講到“美國下一步是要談,還是要打,抑或是采取別的動作,中國都已備足了政策工具箱”,您可以和我們講講政府的政策工具箱里藏著哪些法寶嗎?
 
吉瑞:從經濟分析的角度來講,理解國與國之間關系還有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分析框架,比如從中國和美國貿易摩擦的具體情況來看就是中國和美國的國內宏觀經濟政策組合也會對貿易摩擦有所影響。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美國政府推出強烈的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和積極的財政政策。但在2008年的刺激政策后,美國的財政和貨幣政策空間越來越小。美國的整體負債占GDP的比重一直處在高位,貨幣政策捉襟見肘,而政府負債處于歷史最高水平,積極財政政策成為無源之水。這種情況下,轉嫁矛盾,擴大國外需求拉動美國經濟增長就成了一種必然選擇。
 
前一段時間劉鶴總理接受采訪也說道,我們中國有充分的政策工具箱,工具箱是什么?從政府角度來講經濟工具箱就是兩個——一個是財政政策,一個是貨幣政策,很顯然這兩個政策空間到底有多大?它們對于國內經濟影響特別大,尤其是短期波動要調整需求。
 
我們的政策調整是非常有戰略眼光的,為什么這樣說?我們的貨幣和財政政策,中國去了幾年杠桿了,提出“去杠桿”這個概念是從2015年11月份。咱們說扁鵲治病,最高境界是什么,沒病的時候預防病,防患于未然。生了病再治病就不行了,我們就沒有病之前就開始預防病,怎么預防?方法很簡單——去杠桿。我們中國2015年提出供給側改革,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這個去杠桿的過程當中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大幅度的收縮貨幣。
 
第一,如果從中國的M2增長速度來看(廣義貨幣供應量是一個經濟學概念,和狹義貨幣相對應,貨幣供給的一種形式或口徑,以M2來表示。)如果從統計口徑上來講它代表現金和儲蓄之和。簡單來說,你會發現中國在2009年的時候M2增長速度大概是30%,就是一年貨幣增長30%。但是我們后來到了2012年的時候,大家都知道因為錢發的多了,自然會通貨膨脹,就是物價漲起來、房價漲起來,所以2011年的時候發現中國物價漲得很厲害,通貨膨脹率當時大概達到7%左右,距離我們3%的調控線超過了4%。
 
所以當時國家開始剎車,貨幣增長速度一夜從30%掉到15%,這個速度是很厲害的。然后到了2016年開始去杠桿,這是真的去杠桿,為什么?我們貨幣增長速度從15%左右掉到8%,也就是說從30%到15%是減了一半的增長速度,15%到8%又降了一半。8%是什么概念?極度緊縮,是這十幾年來最低的貨幣增長速度,而這只用了2017到2018兩年時間。
 
第二,實體經濟對貨幣需求是多少?實體經濟一年GDP增長是多少?去年CPI是6.6%,通貨膨脹物價漲了1.8%,理論上來講GDP是6.6+1.8=8.4,但實際只有8,這意味著,實際貨幣供應量不能滿足整個實體經濟的需求,是極度緊縮的,這是要為未來做準備。
 
所以從現在的貨幣政策角度來講,去杠桿尤其是去金融杠桿的任務階段性地完成,整體的貨幣縮得很緊。
 
所以,我們有貨幣寬松的基礎,比如說明天把貨幣增長速度從8%提高到9%,適度的寬松過程其實不會引起很大的波動,但是如果說從15%到20%就有很大的問題了。所以,從政策空間上來講,貨幣政策有這樣的防患于未然。
 
另外從財政政策的角度來說,中國從2012年開始就關注地方政府的債務問題了,當時國家審計署審計各個政府的債務,2013年出具了一個審計報告。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們想做的事情是讓政府的財政更加健康,所以在后面有一系列的改革,包括現在如火如荼的財政改革、稅收改革,所以從政策工具箱來講我們有更大的政策空間,比如減稅的空間。
 
中國剛剛開始減稅,美國減了好幾輪了,美國減稅的空間不大,現在沒有效果了。我們才剛剛開始減稅,所以財政稅收減稅的空間很大。從財政可持續性上來講,我們現在政府的總體負債水平遠遠低于美國,也就是除了減稅之外我們政府還可以花錢——所以中國現在新政策性措施出臺了,比如對5G、電信等的投資,這也是穩定性的重要因素。
 
另外一塊從需求上來講,我們的改革也會推進消費進一步增長、升級,包括教育消費、養老消費、醫療消費、服務消費、金融服務消費等等。從中長期來看,我們中國有充分的信心來發展好我們的經濟,當然這其中的原因很多,我僅僅是從一個基本的經濟邏輯上面來講的,從長期、短期需求供給的角度、從內部和外部需求的角度來探討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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